撰文/王绶绾

我的留学时期是一段“大浪淘沙”的年月。同龄先进者有过许多震撼人心的佳作，珠玉在前，令人深感有景道不得。于是只能在支流上集起一些回忆的片段，当作火红年代的一个陪衬吧。

中关村诗社的诗友中多中科院老者，一度谈起“诗与科学”，惊奇地发现许多人都曾有过熔诗歌与科学于一炉的“宏愿”。这也引起了我对当年留学生涯的一个片段的回忆……

在夜色沉沉的大地上

我的斗室和原野合为一体

我化作了一根琴弦

在喧响的、宽阔的共鸣之谷上张起--勒内·玛利亚·里尔克

(杨武能译)

我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诗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，读的是英译本。很喜欢，但不很懂，有些朦胧。有几首写夜的诗感受颇深，原诗现在背不出来了，记得有一首写城市里的夜，写到远处楼房中婴儿的啼声，使人立即感到了沉浸在黑夜里的一片楼群何等寂静，而这寂静里又充斥着何等的生命气息。还有一首，前面引的是它头一节，是写郊外的夜。当时也曾引起了我的共鸣。

这是50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，地处伦敦西北郊，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，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，很宽很直；白天望过去，沿路的车像是一阵阵连发的火箭炮，频频交火。黄昏后，夜色罩下来，朦朦胧胧，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，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。

当时的伦敦大学天文台人不多，几个年轻人，我也在内，合作得很好，常常在一起工作到天黑。一天下来，大家松一口气，喝一杯热茶，海阔天空，什么都聊，算是“积极休息”。M是我们中间的音乐家，有时兴起，就为大家拉一段小提琴。他从小练琴，拉起来很投入。不过不论什么曲他都只拉几个片段，余下的他说他“进不去”，全省掉了。大家取笑他缺乏完整性、全面性，不符合科学原则。他却说音乐对应的是心，科学对应的是脑，拉提琴时就是会彻底忘掉科学。于是有人就攻击他把帕格尼尼、克莱斯勒的“心”全撕成一片片了……这种争论自然不会休止，每回都只是因为天黑了要回家才告暂停。

这些当然都是友好的玩笑。其实，我完全理解M。科学追求认知，艺术捕捉感受，两者是人生多面体中两个最光彩的面。我理解M，还因为那时我对学诗写诗也很投入。在天文台我常常独自操作望远镜到深夜，这使我拥有了许多学诗写诗的夜。那是郊外“星垂平野阔”的夜，是进入里尔克诗中“宽阔的共鸣之谷”的意境中的夜。

M的话是对的。许多以往读过的诗会对应于此时此地的“心”的感受。记得一个初秋之夜，四五个小时的观测刚结束，走出观测室时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小立片刻，正是“庭户无声，时见疏星渡河汉。试问夜如何，夜已三更，金波淡、玉绳低转，但屈指、西风几时来，又不道、流年镜中偷换”。牵起一缕乡愁！我那时离家已经5年。这是东坡改写的词，本是写一对贵族恋人，但是我和M一样，只掐下我感受到的片段，借古人的酒，浇自己胸中的块垒。东坡也许没有想到过他的词会引出这样的共鸣。但我认为艺术就是会有这样的作用的。一百个导演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；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是在热恋中作的，“月光”则是多年之后一位评论家根据自己的感受起的标题，而这个标题自此与曲同在。我很欣赏音乐论述中用“演绎”一词来表达指挥家和演奏家对乐曲的处理。确切地说，作曲家是用乐曲演绎了他自己的感受，演奏家则用他的演奏演绎了作曲家乐曲中的表达，而听众则用自己的感受演绎了演奏家的演奏。你可以有你的演绎，我可以有我的演绎，感觉是多样化的，正如人生的多样化。这当然不能以衡量科学的那种严格、精确的尺度来衡量。难道不是艺术的多样化才使得文明社会中多角度、多层次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？

夜深人静，正可以和古今诗人“讲求”艺术效果。拿“静的境界”来说吧，也许深夜里许多人都会感受得到，但如何表达出来？读王维的诗，觉得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的境界静极，比起评说颇多的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高明多了。殷勤地告诉人们一种境界是怎么来的，往往就达不到这境界，好比一个舞台表演老是用解说词就往往会演不出深刻。还是说王维，后人称赞他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其实诗和画本来就有可以互通的感受。真正的好诗、好画应当是含有“画不出的好画”和“写不出的好诗”。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和蒙娜丽莎庶几近之。

如此看来，诗与画且难互代，何况科学与艺术！话虽如此，但总觉科学工作，一旦沉溺其中，确是时而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。如果要表达，可能只有借助于诗歌。于是就时时抱着捕捉“科学感受的一刹那”把它写出来的愿望。有过几回尝试，但自觉都不很成功。这里录下一首，且当是当时“少年游”的一个印迹吧！

寻

梦与梦的交替中

你知道我听到了什么

灵魂，灵魂

到夜来更不能隐伏

有如山坳里的泉水

有如手腕上的脉搏

是什么信息

难道我寻到了

曾寻到了

有火一样的酒

熨入血液

半夜里我坐起身来

两手抱我自己的膝

难道这竟是梦你的梦

一个梦

像月光飞入了夜的树林

千万千的形迹



作者简介

王绶绾，生于1923年，籍贯福州。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、名誉台长，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。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，历任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(1981-1993)、主任(1994-1996)。在提高我国授时精度，创建我国射电天文研究等方面作出贡献。20世纪90年代与苏定强等共创“多天体光谱望远镜”(LAMOST)方案，被列为国家“九五”重大科学工程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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