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去年夏天开始，广州开始流行尖头鞋。 我有时也穿，配上拖地的牛仔裤，黑色的小背心。鞋子踩在环市东路发烫的石地板上，“噔噔”地响。我总喜欢一边走路的时候一边仰着头，看头顶浓绿的树叶和叶间闪烁的光影。我记得从伦敦的Coven Garden的地铁站出来，也有好几棵这样郁郁葱葱的大树，但是，树下不是环市东路上行色匆匆的白领，他们是……
是批着斗篷的街头表演人，是穿红色鱼网丝袜，登黑色尖头鞋的伦敦时尚女子。我看过一个女子，是
学生吧，戴着枣红色的呢帽，用同样红色的卡其布做了外套，穿一条红紫格子的丝绸裙子，脚上是及膝的黑白条纹长筒袜。乍看觉得可笑，觉得哪有此穿衣之道的，先不说颜色搭配奇怪，服装的质地也相冲。《金瓶梅》里，宋惠莲穿了红袄和紫裙，西门庆看不顺眼，硬是翻箱倒柜找一匹蓝绸给她做裙子。以前有句儿歌：“红配紫，一泡屎”。中国人不喜欢太直接的对比，一切追求和谐。但是，这个女子标新立异，但是，却穿得不落俗套。她仰着头，得意地走在Coven Garden的石板路上，一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
张爱玲曾经有过一个小故事，说，一个秋凉的黄昏下，小菜场上收了摊子，满地的鱼腥和皮渣。一个小男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，卖弄本领，大叫一声，放松了扶手，摇摆着，掠过。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。“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不就是在那一撒手么”。怎么穿衣有什么不可以呢，如果她喜欢。伦敦是一个鄙视平庸的时尚都市。
有一种说法：
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，也照样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。那是过分夸张了，伦敦人只有在宴会和看歌剧的时候上才穿正式的礼服。中国人向来没有穿礼服的习惯，也没有特定的礼服样式。有一年，我从伦敦回广州，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。我特意打电话问他，我需要穿什么衣服入席。他惊讶地说，“哦，这还需要问吗？牛仔裤就可以”，幸好当天参加婚宴的人也只是穿牛仔裤居多，没有人踢着拖鞋来。
伦敦人视礼服为对礼仪的要求。我曾经被邀请参加一个
英国女孩的生日Party，也就是一个生日Party。我穿了牛仔裤，和黑色上衣就去了，唯一最醒目的是一双紫色的尖头靴。晚饭后，女生退场换衣服，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。
英国女孩问我，“难道你没有带礼服来吗？”，我象个做错事的小女生一样低着头。后来，
英国女孩给了我一件大露背的白色上衣，我也不敢说什么，就换上了。她后来对我说，“以后带上你那件旗袍就好，那是最美丽的礼服”。我想说，不是我不带礼服，我压根就没想过要穿礼服。
男子的衣服不如女装多姿彩，多是黑、白、灰中打滚。近年，广州的街头多了很多“红男绿女”，男子也穿得花里胡哨起来。但是，这样的男生都没得过好评语，广州人鄙夷这些男子为“金山阿伯”，不中不西，老年买俏之谓。
伦敦的男子穿衣就相对自由多了。他们不但有穿红着绿的自由，还有穿裙子的权利。苏格兰的风俗是男子都穿红格子的裙子和白色的长筒袜。相传他们裙子里是什么都不穿的，实行完全的“自由主义”。如果有女游客，好奇地问苏格兰男子“What ‘s inside your kilt？”,他会不怀好意地反问你 “Would you like to see?”。
我从伦敦买过一件花红柳绿的衣服给男朋友，是白色的衬衣，右胸上绣着一多鲜艳欲滴的红玫瑰，长长的绿色枝条一直垂到衬衣下摆。男友穿过一次，给公司的同事冠以“前卫艺术工作者“的头衔。后来，他以不方便工作为理由，很少穿这衣服了。去年夏天，我回到广州，他又开始穿这“玫瑰花衣”。他说，一是穿给我看，二是因为头发留长了，人也豁出去了，不过就是个“前卫艺术工作者”而已，有什么。
我看到衣服上已经出现有熨不平的皱折，显然是在箱底压了多年的缘故，还闻到淡淡的樟脑丸的味道。这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那双尖头鞋敲在Coven Garden石板路上的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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